我是北大窮學生

文/馬超

我常常回憶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1999年高考，我考了縣里的文科狀元，被北大中文系録取，我成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來第一位被北大録取的學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紗，我和父親在北京站下了火車，沒有目的地順着人群走出車站。父子倆坐着綠皮火車，擠了十六個小時，從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來到了這高樓大廈之中，疲憊到了極點，同時又對自己格格不入的裝束感到很不安。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長袖的白色襯衣，上面沾滿了灰塵，領口黑黑的一層；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閑褲，有些短，把人吊着；腳上是一雙劣質的黃皮鞋。最讓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擔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個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臨出發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買的，因質量不好，在離家不到十里路的距離，就完全裂開，我父親不知從哪里弄來幾段零碎的繩子把它緊緊捆住，里面的衣服從裂開的縫隙中拼命往外擠，我擔心的就是它隨時都有炸開的可能。

來北京上學，是我第一次坐火車，按理，第一次坐火車對那個年齡的人來説，是有些興奮的，但實際情況卻讓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在合肥上火車之後，我拿着自己的火車票，在擁擠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發現座位上坐着一個孕婦。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開始第一次真正處理一個問題。我怯生生地告訴那個孕婦那個座位是我的。那孕婦卻一句話也不説，像個小説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後，開始像一個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對着啞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處理。我想告訴她我是北大的學生，我想告訴她，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我最終沒有説出口。在那片擁擠的空間中，我覺得那麽不合時宜，最後我離開了，擠到了另外一個車廂里去。

就那樣盲目的在人群里站着，十六個小時的時間里，我連口水都沒喝上。父親比我更慘，他和一個同去的親戚被擠到餐車里，花錢買了個茶座，因為隨時可能要換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個裂開的箱子在人群里擠來擠去。十六個小時我幾乎沒有説話。我在聽着旁邊的人説話，我不知怎麽插嘴，甚至説，我根本沒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樣地沉默着。這第一次火車旅行讓我到現在為止都害怕坐火車，就像小時候吃膩的食品，一遇到適宜的場景，便排山倒海一樣從胃里湧出來。

那時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級的時候是要到昌平校區的，校車拉着我們父子直接開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園區。經濟上不允許父親在學校逗留很長時間，父親必須要當天趕回去。一下車，父子兩人就趕緊忙着報到，買被褥，買生活用品。買完東西，父親留下了回去的車費，把剩下的錢全給了我，有三百多塊錢。中午，父子倆在食堂吃了頓飯，覺得飯菜很貴，也沒舍得要什麽菜，那算是我父親來北京吃的第一頓飯了。下午，父親要乘車去火車站。我們父子倆站在園區的那片槐樹林里等校車。等車的時候，父親説你不要不舍得花錢，該買的東西買，該添置的添置，又説了一陣諸如照顧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類的話。接着我和父親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時間後，父親慢慢地轉過身去，望着那長滿野草的球場，和球場遠處的樹林。我看見他擡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過了半天，等他轉過頭來再看我，我發現他眼睛里依然殘存着晶瑩的淚滴。一陣悲傷的情緒從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湧出，説來好笑，那時我差點説出一句話：“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幾年後，我在《魯豫有約》節目録制現場，重新回憶到這個父子分別的場景，還是忍不住辛酸落淚。我知道當時我父親為何落淚，在所有的學生里我顯得那麽弱小，穿的不像樣，買的東西也都是最簡單的。他走後，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茫茫未知的大學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費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後來我堂兄寫信給我，説我父親是第二天下午趕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農業大學擺酒請客的日子，包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員反復提到我們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親風塵仆仆地趕到酒桌上，眾人端起酒杯，等我父親説話。堂兄説，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親，他們都在等着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講講萬里之外風光的我。父親還未開口，已經眼淚婆娑。他喝了杯酒，説了一句：“我們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窮的一個，讓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後，泣不成聲。

父親走後的一個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塊錢過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