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

1976年前的幾年，日本對“只認分數”的大學入學考試帶來的基礎教育應試化和學業負擔過重現象大肆口誅筆伐，迫使日本的文部省從1976年開始進行了長達30年的“寬松教育”改革，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准，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學生按片區隨機入學、不做升學考試等。30年來，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不但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系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於2008年起做恢復性的改革，其中，小學課本增加25%的頁數被視為轉折性標志。

一、“寬松教育”的三大惡果

1. 公立瘦弱，私營肥滿

由於寬松教育政策只能約束公立教育部門，民眾的升學需求和競爭態勢並沒有變化，可想而知，對更有競爭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過私營辦學機搆來滿足。原本占據優勢教育資源的公立中學只能提供寬松的托底教育，無法為想要上好學的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幾乎所有志願上一流大學的中學生都投入私立中學，隨之，沒了要讀書的學生，公立中學的優質師資也不斷流失。以從1960年到2005年考入東京大學的前20名高中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長十分鮮明。在日本，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通常是公立學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學，僅僅上私立學校還不夠，課外補習學校（日本稱“學習塾”“進學塾”）專門為應試做好准備，這幾乎成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識。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並，搆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搆把持補習產業。由於人們趨之若鶩，“四大塾”各自設置了不低的入學選考門檻，且不説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准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中學期間上不了好的“學習塾”，就很難上好大學。究竟是誰在為國選才？

2. 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

“寬松教育”政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勢必付出巨大——經濟負擔、選擇焦慮和全家被裹挾參與應試成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家庭無疑為上述私營教育機搆作出了巨大的經濟貢獻。在日本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補習教育支出從1970年左右開始顯著上升，1976年開始實施的“寬松教育”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到這個上升趨勢。換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間，家庭的教育經濟負擔沒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學率卻一路下滑至1970年後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間的學生和家庭的升學壓力越來越大，對家庭經濟條件不夠好的學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擴大。

除了經濟壓力，“寬松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准，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選擇學習的空間，其實這個年齡的學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會需求，甚至不夠了解競爭遊戲規則。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會規則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私營培訓機搆的營銷誘惑、家長間的模仿與攀比、恨鐵不成鋼和病急亂投醫等心態都會造成超量教育、過度補習，結果又加重了一重學業負擔——不僅無效，更可能適得其反。

3. 國民學力顯著下跌、教育負擔抑制中產階級生育率

第一，國民整體學力連年顯著下跌。

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准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15國第一，閲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閲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閲讀理解已經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國內還有調查稱，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大學生數學基本調查”結果也非常不樂觀。日本的高中要為初中補課，大學的第一年要為高中補課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

“寬松教育”政策降低了達標的底綫要求，卻完全不為最優秀、最努力向學的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榮譽感——因為寬松教育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努力學習、追求出類拔萃得不到承認，寬松無壓力才是正當的。如果在達標綫之上還想學更多，那就要自己負擔所有成本。

第二，中產家庭教育成本越高，生育率越低。

我們已經分析了寬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學業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水平太低的家庭將得不到入場券，經濟水平足夠高的家庭可以購買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產家庭卻承受着最大的學業競爭壓力，他們本身對下一代也抱有最強的通過受教育來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願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產家庭生育率越低。這類使得國家教育供給空洞化的政策最終會抑制中產階級的生育率，長期動搖國本，很可能是當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