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的少年班神童，40年後怎麽樣了？
四十年前的1978年3月9日，來自全國範圍內的21名少年被選拔進入中科大，成為中國首個少年班大學生。最大的16歲，最小的11歲。他們當年被稱為“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更經常地，是被稱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實際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視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這個突破口就是對早慧少年進行超常規的培養。”——倡導者李政道先生曾回憶少年班
毫無疑問，“少年班”見證了重新重視知識與人才的改革年代。當年繼中科大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歷史上都曾經一度招收少年大學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資源有限，將之集中到少數精英身上。除了千挑萬選的少年班，全國範圍內中小學其實也在廣設“精英班”“實驗班”“火箭班”或“重點班”，儘管他們的光輝或許沒有少年班閃耀。
被選中的“神童”在概念上顯然不只是指天稟，還是一種社會期望。換言之，他們的天稟既屬於自己，還屬於家庭、家族等集體，甚至要屬於公共利益：被寄望給親屬帶來向上流動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榮耀，向社會做出非凡的貢獻。而一旦他們後來學習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卻是嘲諷。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迹報道。
一、神童也是人
“超常的事物並不一定是幸運”
“神童”，並不像字面上所顯示的僅指其天賦，因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他是怎麽成功的？”正如王安石《傷仲永》這樣的名篇所強調的，中國人在文化價值上其實一貫更偏向強調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後天因素，否則再好的天賦也會很快消耗殆儘，因而人們本能的反應會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別的教育方法”。不難看出，這樣的想法更強調教育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樣偏重讓孩子自由成長，師長則僅僅從旁進行引導。或許正是因此，當年像《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這樣介紹“成功經驗”的書才能成為超級暢銷書。
在這種情況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現。去年爆出的“萊陽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雖然14歲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録取”的事並未核實，但當地教育局最初卻宣稱此事“千真萬確”、“為萊陽爭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還代表了當地教育質量。這樣的好事，當然有人願意相信。
不過，如果説天賦異稟的神童“贏在了起跑綫上”，那他們卻未必是“笑到最後”的人。《關於藝術家形象的傳説、神話和魔力》一書中認為，人們對傑出人物早年事迹的興趣主要是假定這對其將來的發展有着決定性影響，又或者是其未來成功的先兆，但事實上卻未必有因果關系：
在過了那個‘潛在期’以後，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兒童竟是寥寥無幾。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即在眾多的天才兒童中，後來真正成為藝術家的只是少數。我們之所以對這極少數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為他們被特別挑選出來，作藝術家傳記中的英雄。
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教授瓊·弗里曼從1974年起跟蹤調查了210名極具天賦的兒童，但最終發現其中僅有6人（3%）“取得通常意義上的成功”。與王安石在《傷仲永》中的結論不同，她不認為這是由於父母後天教育方式上的過失，而歸結為神童們常會因為在多個領域表現出天賦而分心，但傷害最大的則是“神童”這一身份本身帶來的負擔，她説：“‘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們面臨特殊挑戰，尤其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她強調：
童年時代的歡樂和創造力是取得一切偉大成就的基礎。
在這里有一種西方傳統的幽暗意識，即“超常的事物並不一定是幸運，它往往會給它的主人帶來災禍”。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國電影《天才少女》中，母親早逝的七歲女孩瑪麗是個數學神童，但當她的天份顯露出來時，撫養她的舅舅弗蘭克卻堅持不肯將她送去那種天才少年班，因為他認定，如果瑪麗不能像普通人那樣長大，就會像她母親黛安那樣無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極有天份，但也因此從小被母親禁錮在家里研究數學，沒有娛樂，沒有玩伴，也沒體會過體育、夏令營或派對帶來的歡樂，最終不幸自殺。
與之相反，爭奪撫養權的外婆伊芙琳則代表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天才是十億人里才出一個的稀有物種，人類的進步就靠他們推動，因而讓他們過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費了他們的才華，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蘭克看來，“天才養成計劃”讓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確實是特殊的人，但如果過於強調這種特殊性，那麽這種天賦帶給他們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國人來選擇，那大多數人恐怕都會選擇伊芙琳這樣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個神童，那就算砸鍋賣鐵也必須確保他過一種完全不同於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時，全家人都可以為此作出犧牲。像10歲考上大學的遼寧神童張炘煬，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職工，但為了照顧兒子的學習生活，都不辭辛勞地東奔西走，母親把工作調到了河北廊坊，父親則在天津全程陪同他開始大學生活。然而張炘煬在心智上顯然仍只是個任性的孩子，他在碩士論文答辯前賭氣説，如果父母不給他在北京買房，他就不答辯，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論，看看張炘煬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學，別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智力發育早，但未必潛力也一定更強，更不能證明他們在別的方面也同樣懂事早熟，相反，他們往往倒是由於過分偏重智力發展，導致生活能力上出現問題。
曾被譽為“中國第一天才少年”的寧鉑，是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屆少年班的明星，19歲成為中國大學里最年輕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實話實説》節目中卻猛烈抨擊神童教育，四年後，38歲的寧鉑突然宣布出家為僧。14歲考入大學的王思涵，畢業考試時卻僅有一門英語及格，被學校責令退學；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讀碩士研究生時也遭到退學。這未必是他們“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環給了他們遠遠超出常人的壓力，因為周圍人常常都會忘了一個事實：“神童也是人”。